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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路亞

爬云唏嘘月,臨窗呼嘯猫。春暖綠嫩葉,風輕弄細毛。

2017'10.17.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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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2.Sun
威权型自由主义者
时间:2009-04-11

理论上说,一个自由主义者似乎不能同时又是个威权主义者,因为按照其定义,这两者在理念上存有内在的矛盾。但现实中威权型自由主义者却并不鲜见:他们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念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这是选择悖论的新翻版:选择的自由是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的。

每一种思想都自发具有原教旨倾向,尤其当它取得某种思想霸权的时候。晚清民国时社会上凡持有新思想的人物无不大肆抨击家族主义,认为家族禁锢人性与自由,如巴金的《家》、《春》、《秋》系列即以描述青年冲破束缚追寻自由为主题。这在城市社群中形成一种极大的思想压力,以至于自民国初年开始,“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甚至对子女稍加必要的管教也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难免要被扣上专制父母的帽子。罗志田正确地指出,这一思想霸权“衍化为有力的社会约束和自我禁抑”,父母们“拱手将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造成的深远后果也并不都是好的。一百年后的现在也一样,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现实中受束缚,但事实上却没有人敢公然反对自由、民主是终极价值观,因为反对它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时期,人们要求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精英阶层认为自己不受检查控制的心态也在加强。自晚清以来,不断有人宣称自己找到了改造中国的终极真理,都确信国家只要服了自己开的药就一定能好,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药方有所差别而已。左右两派的极端态度事实上非常类似:“xx主义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参与他们的争论到头来往往变成政治立场是否正确的问题,更不必说对自己观念的反省和幽暗意识了。每一种生活方式都需要依靠其对立面的存在来进行自我辩解,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时常需要《1984》或《动物农场》之类的政治场景来为它提出警告;有时甚至鼓舞了人们去发明这样的场景,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是一种政治需要。

孙中山晚年即自认国民党是唯一革命的党(1923年他称中共不过是“一班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而“革命”正如今日的“民主自由”一样,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当时盛行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势力之上,因为这就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仿佛他们找到了真理,仿佛他们就是真理本身。1927年春,蒋介石在对一二师训话时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晚清以降,国人大抵相信“革命”是救国之道,但“革命”一词也日趋专断和任意。省去这些不同的说辞,在思维结构上现在的威权型自由主义者只怕也与蒋氏并无不同,他们的态度似乎也在表明:反对他本人,就是反对民主自由。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罗素说的:“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一项不容辩驳和任何差异的真理,即使的确是真理,也是令人深感不快的,因为它排斥了其余的所有可能,而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不正是存在无限可能的生活吗?如果有人认为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无论它是什么,这都是对自由的限制。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常常有一种冲动,即迫切地想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好的,自认负有启蒙人民的使命,而我却属于那种“谁需要你启蒙”的人物。这种启蒙情结本身是一种青春期式的理想主义冲动,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结构。政治常常是个人意志的放大,再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一个威权性格的人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并不能使他真正成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只是对定义的误用。

1962年Robert Michels在《政党》一书中得出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由于组织的领导有资源、信息及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本身也有某种自发的专制倾向。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如果与斗士或革命者相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并不值得庆幸,而是可悲——甚至连自由主义者的幽默感都没有了。一项理念一旦成了信仰,它就不再自由了——如卡夫卡说的,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我的意思是:在使人获得自由之前,先使自己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也并不知道自己尚未获得自由。

当自由主义成为一项使命,通常也就意味着抗争。一些最有使命感的自由主义者通常都是带有强烈威权性格的,如Fromm所说的路德,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有两个权威,“一个是他所反对的,一个是他所崇拜的”。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感可以鼓舞他,也能通过异化的方式毁灭他。因为这鼓励他以一种摩尼教式善恶对立的世界观来看待世界,一种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以及削弱他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布道不是沟通,因为它是单向的。

新祭司阶层与古代的常常类似。中世纪的天主教教士垄断着真理,宣称只有他们才知道真正的基督教义是什么,“他们往往将教徒看成可塑造的材料,根据他们的模具进行打磨。这一时期,教会对信仰领域的界定越来越精确,同时愚昧也开始被当作一种错误对待。……教士们最终脱离了大部分信徒并激起其他人群的反感,他们并不是不想成为而是更愿意按自己的方式成为基督教徒。”(《剑桥插图中世纪史》)这一历史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人们并非不想要自由,但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自由,也不需要被人告诉什么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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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试望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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